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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发现》杂志官方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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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朋友的力量  

2010-02-03 16:40:1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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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一个年轻人想戒烟,于是他去看医生。医生听了他的陈述,对症下药,开了一个方子递给他。方子上写着:“去探望一个戒了烟的朋友。早中晚各一次。”既没开尼古丁贴片,也没开口服药。“要戒除烟瘾,没什么药能比一个朋友的良性影响更有疗效!”真是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医生。

     这方子开得草率?倘使我们相信美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·克里斯塔斯基(Nicolas Christakis)和詹姆斯·弗勒(James Fowler)的研究成果,那就不会这样想了。他们两人研究环境对我们的影响,更确切地说是研究朋友对我们行为的影响。“和动物一样,人类也可以适应生存的环境。”弗勒指出,“可是,我们平均有80%的觉醒时间是和朋友一起度过。他们是我们生活坏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因此,他们影响我们,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”两位研究人员认为,这种影响很大。你有一个朋友戒烟了?这时你就走运了,你可以以他为榜样。另一个朋友发胖了?可能你也得考虑去买更大号的衣服了。

 

 

计算周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

     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甚至走得更远。他们认为,你的朋友,甚至你朋友的朋友(也就是说你从未谋面的人),也能改变你的习惯。他们解释说,行为会在人群中扩散,传染周遭的朋友。确切地说,像病毒那样传染!

     这一观点并非突发奇想。这两位研究人员分别关注朋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已经好多年了。克里斯塔斯基对“鳏寡综合征”十分着迷。19世纪以来,人们便一直在对此进行研究,却从来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老年人在老伴去世后,即便当时身体依旧硬朗,也在数月后追随老伴共赴黄泉。弗勒则研究身边人(朋友、同事、父母)对我们政治观点的影响。当这两位社会学家携手合作后,便立刻梦想开展一项针对上万人的多年跟踪研究。这一宏大计划的目标在于了解人们彼此之间的影响,尤其是这种影响对健康造成的后果。但他们没能筹到开展这个大型项目所需的2500万美元。

     之后,有一天,一个偶然的机会,一笔宝藏从天而降。那是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医院的宝贵资料。在一个布满灰尘的柜子里,他们找到一盒年久发黄的卡纸。它们乍看起来并不起眼,实际上却是一个信息宝库。这些卡纸是50多年来,当地数千名居民的医疗记录。卡纸上不仅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治疗过程,而且为了能在必要时重新找到患者,还记载了三个重要的信息:住址、配偶的名字和一位好友的名字。这不就是两位社会学家想斥巨资搜集的原始资料吗,他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!

 

流行性肥胖

     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全身心地投入了对这些资料的研究。他们开始绘制人际关系网,把每个人和他的家庭成员、朋友、邻居联系起来。这是一张巨大的网络。当资料中的12000余人全部在网络中各就其位后,两位社会学家就开始关注起每个人体重的变化。之所以选择体重,“因为这便于研究。”弗勒解释道,“这是一个客观的量度。病人每次前来就诊,医生都会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他的体重。这些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所有人数年间的体重数据。”惊人结果出现了:在汇总了12000人的人际关系网上,发胖者完全不是随机分布的。他们相互关联,形成了若干个小团体。

     数据显示,一个人突然体重暴涨,似乎就会导致他的朋友(在人际关系网上处于紧邻位置)也发胖。两位社会学家甚至对这种影响进行了量化:一个朋友发福,我们发胖的风险就上升57%;一个朋友的朋友发胖,我们肥胖的概率上升20%;如果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(第三层关系),那么我们变胖的风险也会增加10%……超出这三层关系,就不再对我们产生影响。不过这两位社会学家认为,肥胖就象传染病一样,会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层层传递。

 

行为像病毒一样传染

     难以置信!但又如何解释这种奇怪的传染现象呢?显然,人之所以发胖,并不是因为某种通过接触或唾液便能传染的病菌。“实际上,我们的行为举止会影响周遭所有的人,改变他们的社会行为准则。”社会学家阿莱克西·费朗(Alexis Ferrand)解释道,“处在一帮朋友之中,我们就会按照这个团体所接受并追求的标准去行事。比如,整天吃喝。这通常不是什么好习惯。但只要有一个人整天蛋糕不离口,且大大咧咧,满不在乎,那么团体的行为准则就会悄然发生变化,他的朋友就更有可能也变得一样贪吃……”一场小型流行性肥胖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     尽管这个解释颇具吸引力,但它并没有说服所有的人。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的第一轮研究在学术界引起了喋喋不休的争论。贾森·弗莱切(Jason Fletcher)指出:“所谓的肥胖传染可以有别的解释。”这位美国社会学家是健康方面的专家。他说:“例如,只要小区里开了一家快餐店,就足以改变那里所有居民的饮食习惯。有些人就可能因此而发胖。他们之间不必有什么相互影响,哪怕他们是朋友!”可是某些住地较远的朋友也会同时发胖,这该怎么解释呢?

     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没有被怀疑和批评所动摇,他们重新分析了来自弗雷明汉医院卡片上的资料。这一次,他们集中研究另一种行为的传播:戒烟。他们发现,在三层人际关系以内,戒烟也是一种可传染的行为。这两位学者激动不已,趁势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问题:幸福感是否也可在亲朋好友之间传播?在这一点上,那些发黄的卡片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,它们没有记录任何可以量化病人幸福程度的指标。

只不过,这两位社会学家这时已经意外地挖到了另一个宝藏。那是一批关于抑郁症的研究资料,其中有数千份定期跟踪调查问卷。填写问卷的人中,有1181人在弗雷明汉医院的卡片上留有记录。问卷上有下列问题:“在过去的一周里,你共有几次体会到如下情感:我对未来有信心吗?我感觉幸福吗?我热爱生活吗?我是个好人吗?”调查结果被仔细归档,正好可以在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在幸福传染研究中发挥作用。这两人用0至12之间的数字为每个人特定阶段的幸福感打分,以搜寻幸福感在这千把人中的传染趋势。

结果并无意外:是的,在朋友之间,幸福感亦会传染。“朋友之间的这种影响非常重要。”弗勒指出,“我们的计算显示,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感到幸福,同样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,这甚至比每月加薪300欧元的作用更大!”

     不过持怀疑观点的人认为这项研究没有证明任何问题,他们坚持认为两位社会学家的诠释站不住脚。怀疑派认为,朋友之间行为举止有相似之处,在同一时间有幸福感,这没什么奇怪的。一帮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,就是因为大家有着某些共同的性格特质和习惯,生活水平也差不多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贾森·弗莱切如此解释:“我们喜欢和同类人在一起,这是天性使然。因此,我们无法断定,人们究竟是因为彼此是朋友才变得相似,还是因为相似所以成为朋友!”

 

新的研究领地:Facebook

     如此看来,对弗雷明汉医院的卡片我们可以做出另一番解读。例如,约翰和阿里是朋友,他们都习惯于吃着浇了啤酒的匹萨,懒洋洋地坐在电视机前。他们没有彼此影响,但是,他们发胖的概率要高于平均概率。

然而,这一论据并未打消克里斯塔斯基和弗勒的激情。现在,他们转而关注酗酒、离婚和抑郁症的传染,对弗雷明汉人际关系网的钻研也愈加投入。这可真是一个千金不换的宝藏啊,因为对于一个社会学家来说,能够计算人对人的彼此影响,就像教徒找到了圣杯一样!两位社会学家的研究虽然引起了争论,但他们的开拓之功不可抹杀,而且真正的研究正当其时。弗勒感叹道:“我们拥有的只是这些卡片。而今天,Facebook等社交网站拥有关于全世界无数人的海量信息,范围更广,资料更详细,一定能就朋友的力量给予我们更多教益……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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